2020年新版医保目录已经于今年3月1日正式开始执行,不过119种谈判药品的落地问题却引发了业内热议——据多家媒体报道,不少谈判药品进不了医院,患者在医院也买不到
新版医保目录,已经开始执行
4月9日,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以“畅议谈判药品落地”为主题举办研讨会,多位专家就谈判药品的进院问题,表达了各自的看法。
回顾2020版医保目录,共收载西药和中成药2800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221种。
经过2020年医保谈判,共119种药品(含独家药品96种,非独家药品23种)谈判成功被纳入医保支付乙类范围,本轮医保谈判成功率达73.46%,平均降价50.64%。
在发布医保目录的同时,国家医保局要求,各地医保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定点医疗机构合理配备、使用目录内药品,可结合医疗机构实际用药情况对其年度总额做出合理调整。加强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管理,将医疗机构合理配备使用《2020年药品目录》内药品的情况纳入协议内容。
创新工作方式方法,通过完善门诊保障政策、开通医保定点药店通道、合理调整总额控制等方式,推动《2020年药品目录》落地。
2021年医保工作要点进一步明确,今年将抓好2020年版医保药品目录落地落实,组织开展谈判药品落地监测工作。同时各定点医疗机构不得以医保总额控制、医疗机构用药目录数量限制、药占比等为由影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配备、使用。
谈判药品为什么进不了医院
国家医保对本轮谈判药品的支付将一直持续到2022年12月31日,对于119个谈判药品来说,其通过超过50%的平均降幅,获得了两年的医保支付期,可以说时间就是金钱。
那么在价已经降下来的基础上,如何更好的上量、如何更大范围的推动患者药品可及就成为了药企最为关注的问题。
既然医保层面有意推动医疗机构合理配备使用新版医保目录内的药品,那谈判药品进不了医院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据赛柏蓝了解,最新的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办法已经提出“以合理用药指标取代药占比考核”,减少医院一刀切的管理倾向。
医院主管部门国家卫健委也发文提出,“医院不得以医疗费用总控、医保费用总控、药占比和药品品种数量限制等为由影响谈判药品的供应保障与合理用药需求”。
但是数据显示医院对谈判药品的配备情况仍不理想——根据中国药学会针对1420家样本医院的统计数据,2018年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肿瘤创新药,截至2019年底,仅有不到20%完成了进院。2019年纳入医保的品种,截至 2020 年第三季度,仅有约25%实现了进院,75%的医院患者都无法从院内获得常规处方。
医院为什么仍然缺乏进药的积极性呢?
在上述座谈会的现场,一位业内专家对赛柏蓝表示,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药品成本医院的成本;药占比限制;医保总额限制;医院新药进院的流程复杂;公立医院配备药品数量的限制;基于现有的院内药品,医院有既得利益等原因,都影响了医院引进谈判药品的积极性。
根据原卫生部办公厅2011年发布的一项规定,目前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指标中,对药品品规限制有明确规定,三级医院不超过1500个,二级医院不超1200个——根据上述规定,有药品进来,就要有药品出去。
上述人士对赛柏蓝表示,三级医院的药品配备不超过1500种,这其中还包括了一定比例的自费药品,由于自费药品相比于医保药品,定价更自由,且可能有一定的空间,面临的监管也没有那么多,医院或许是愿意使用的,其中辅助性、营养性药品就有不少自费药品。
据赛柏蓝在研讨会现场了解,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副研究员曹庄认为,谈判药品自身的相关因素也可能影响了医院的配备。
一是药品在临床治疗上的需求程度,通常治疗领域广泛、临床需求迫切的药品配备率高;二是药品类别(适应症)会影响其在不同类型医疗机构的配备情况,大型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各自配备的药品种类会有较大差别;三是同类药品的竞争,相同治疗领域、相同作用机理的药品进院时存在竞争关系,会影响其配备情况;四是药品的上市时间,刚获批上市的药品需要经历市场推广、临床数据积累、临床专家认可的一个过程,客观上影响了其在医疗机构配备的时间。
可以看到,药品的自身价值(安全性、有效性)、药品在临床上的需求程度、获批适应症的患者数量、是否弥补临床空白、治疗领域是否广泛、是否满足患者治疗需求,都影响了医院对一个药品的配备率。
药企需要加大学术推广力度和医生教育
仍然需要看到的是,根据西南证券医药杜向阳团队的研报《回顾五次国谈,持续看好创新型龙头药企》,医保谈判对于创新药销售额有非常显著的提升作用。
2017年一共17个谈判成功的品种均实现了销售额的大幅增长,进入医保后第一年总的销售额增长了251%。阿斯利康的奥希替尼从0.92亿元增长到了10.04亿元。默克的西妥昔单抗从2.16亿元的销售额,增长到了4.98亿元。
上述人士对赛柏蓝表示,很多迅速放量的品种往往在临床上的使用已经比较成熟,而放量缓慢的药品往往是新近上市的品种,它们缺乏足够的临床使用经验,医生对其也缺乏相应的了解。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也在研讨会现场提到,药企要积极开展谈判药的学术推广,加强与临床医生的沟通交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促进谈判药落地做好准备工作。
作为首个通过谈判进入医保的PD-1信迪利单抗注射液的合作方之一,礼来中国总裁兼总经理季礼文在赛柏蓝日前的一次专访中,就谈判药品进院的最后一公里,对赛柏蓝表示,最重要的是做好医生教育,当然医生教育的基础是产品到底是不是出色,也是基于循证医学,之后是快速响应的成熟的商业化团队。
除了药企需要做出相应的努力外,针对谈判药品进院难的问题,有专家认为目前已经有较成功的地方探索方案可供参考
一个是四川省的实践——通过对国家医保谈判的药品实行单行支付,使其不受药占比控费等指标的束缚;一个是在实践中运用更广泛的双通道政策。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医保办主任冷家骅提出,外配处方+定点药店可以形成医院准入之外的第二条通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昊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近两年上市的创新药,其销售渠道主要是在DTP药房(销售占比可达90%)而非医院。相比医院,在DTP药房,从药品获批上市到开出首张处方的时间已经缩短至1到2个月。
此外,从国家层面出台政策,鼓励医疗机构对1类新药进院开辟绿色通道,减免不必要的流程和限制;鼓励商业保险加大对于创新药品的支付力度等都是相关方面针对谈判药品放量给出的有益探索经验。
附:
协议期内谈判药品(西药)
协议期内谈判药品(中成药)